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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non Wall" at the Hong Kong Protests

My inteviews on Hong Kong

He did his best

舊香港童軍章

近年每年差不多這個時侯，我都會替在美國的母校接見一些來自溫哥華的申請人。一方面這是自己答謝母校啟蒙最簡單的途徑，另一方面我亦希望藉此親身了解時下準高中畢業生的思維與關懷。數年下來，我接觸到的申請人雖然不算多，但總的來說，至少以本地第一流的高中生來說，他們的見識與視野，都要較自己當年當學生時高明得多。更令我欣喜的是（亦是我對人類未來還有些微希望的原因），這些年青人不僅多才多藝，他們對知識的追求（至少就我所見）主要還是源於對知識的尊重以及求知帶來的樂趣。這些「尖子」當然希望將來能學以致用，但他們所說的「用」，有時候會給人有點天馬行空的感覺。有人會說，就讓他們在大學磨練一下， 變得實際一點吧。但對我來說，正正是這種敢於「不切實際」的勇氣，是他們出類拔萃的原因之一，亦是我們在大學應該繼續鼓勵與培養的胸襟之一（不難想像，一些家長讀者或已準備打電話勸告子女退修筆者的課）。當年輕人都只顧「做好呢份工」（套用前香港特首一句最蹩腳的競選口號），世界我想很快就會完蛋。

令我想到年輕人何去何從的另一個原因，是最近傳來一些師友過世的消息。說實話，直至他一年多前應亞洲研究系的邀請來卑詩大學演講，我對也斯的作品其實認識不深。大學時期讀書讀得很雜，偶然也會在圖書館讀到也斯的著作。但一來文學創作及批評並非自己的主要興趣所在，二來香港歷史與文化亦並非自己的主要研究範圍，所以一直沒有機會有系統地把也斯的作品讀一遍。逝者已矣，在懷念這位文化界前輩的同時，我只想指出，在香港當作家、當文化評論員，是一個極不「實際」的選擇。如果一個地方的年青人都只顧實際，只求安逸，這個地方的文化又會由誰來整理及承傳？

讓我想到年輕人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路的另一位長輩，是我在香港讀書時的童軍團長。我和Linus其實不算稔熟，最後（也是離開香港後唯一）一次見面，已是一年多前的事。我不知道Linus是否一個注重「實際」的人，我只知道他一生放在童軍事務上的精力和時間（不論在香港還是在加拿大），定不亞於他放在家庭上或正職上。Linus的家人很有心思，在追悼會上，除了紀念冊子以外，每位親友還得到一枚襟章，上面除了繡了Linus的生卒年月以外，還改引了童軍誓詞裡最重要的一句話：「He did his best。」

我只想說：「盡我所能」所代表的人生態度，不是比「做好呢份工」所代表的高明得太多嗎？

（載2013年1月29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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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未必無罪

反國民教育遊行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出現的種種矛盾，一方面固然可歸咎宏觀政治及經濟的轉型，另一方面則無疑與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方法有關，但歸根究柢，香港近年來較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似乎都離不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

對在殖民地時代飽受打壓的傳統左派來說，從2003年政府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致50萬人上街遊行開始，至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反對國民教育行動，都在在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團（包括資本家、政客以及吳康民先生口中的「港英餘孽」），為了爭取對香港的話語權，不惜數典忘祖，處處與中共政府對著幹。在這些左派眼中，中國在人權、法治、社會道德等方面固然有待改善，但中國社會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確是不斷進步。再者，在左派眼中，雖然回歸以來中共政府一直盡力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但近期卻有人發起所謂「光復上水」行動，並在行動中揮舞殖民地時期代表香港的旗幟、叫出「中國人滾回中國」的口號。對吳康民先生等自信愛國的人來說，這不正正是部分香港人犬性難改、不能接受自己是中國人的明證嗎？

當然，許多不屬於左派（或任何派別）的香港人，亦會覺得愛國是天經地義。他們未必會在五星旗前感動落淚，亦不一定會為「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成功交會對接、中國在奧運奪得87面獎牌、甚至莫言拿到諾貝爾文學獎而過分興奮，但他們亦不會認同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國家是建基於公民契約這類言之成理但流於學院式的論述。在這些不屬於任何黨派的人眼中，香港人就是中國人，因為香港人（少數族裔除外）身上流著的正正是中國人的血。這些人也許會反對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但他們亦會堅持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

在愛國這個議題上，如筆者這類從未親歷戰亂、自小受洋式教育、又早已離鄉入籍他邦的「港英餘孽」，其實是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但身為關心香港、關心中華文化的讀書人，我卻不禁想起余英時先生在〈「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一文中引述陳援庵先生在《通鑑胡注表微》的一段說話：「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澤不下於民，而責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我們也許不應期盼主政者必然施惠百姓，但當一個社會的道德和文化（說玄一點，即一個國家的精神），已被掌權者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或「改革」中蹂躪得體無完膚，我們不得不問，有良知的人，又怎可以盲從附和去愛一個已然面目全非的國？

（載2012年10月16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10月28日後記：「城市論壇」中我不願見到的激烈表現，正好印證了香港人身份認同帶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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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回憶」與「核心價值」

皇后碼頭

近年有關香港的政治及文化論述，或多或少總會觸及「集體回憶」與「核心價值」這兩個相關概念。當然，概念本身並非新事物，但作為對香港論述的兩個主要用語，其出現一方面可以追遡至20世紀80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帶來的社會回響，另一方面則很明顯與九七回歸後香港經歷的政治及社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近十年來，尤其對香港中、青兩輩來說，對「集體回憶」和「核心價值」的肯定，儼然已成為對抗官商勾結以及香港社會日趨「大陸化」的主要策略。

當然，無論是「集體回憶」還是「核心價值」，其內容都有商榷之處。就以集體回憶來說，維基百科就列出了48個「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其中包括六七暴動、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亦包括歌手羅文、精工體育隊、利工民等），但無論是維基百科還是香港的街頭抗爭者，似乎都無法（或無意）對「集體回憶」作一明確的界定。至於「核心價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固然是香港人應該維護的社會道德，但從殖民地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說這些普世觀念是香港一直以來的核心價值。我決沒有否定這些回憶和價值的意圖；我只想指出，香港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其集體回憶和核心價值無疑是會因時而異。

問題的關鍵其實不在於甚麼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也不在於甚麼才是香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訴諸集體回憶（見皇后碼頭事件）、表彰核心價值（如2004年近300名專業人士在香港報章刊登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歸根究柢，目的就是要凸顯社會的不公義以及抗拒香港神話的幻滅。上世紀90年代以前，香港人甚少會提及「集體回憶」或「核心價值」。這固然是由於以往公民意識較薄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港人對努力能換取成功的信念。回歸以後，香港社會是否變得越來越不公義、香港神話是否已幻滅等問題，不是在這裡可以說得清楚，但很明顯，香港以往賴以成功之路已起了徹底變化。如何重新凝聚香港人（這當然包括還帶鄉音的新移民）、如何在肯定過往成功要素和認同普世價值的同時，能為香港開闢一條可行之路，無疑是香港社會面對的最大挑戰。

（載2012年5月15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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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適到柴玲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今年2月24日是胡適之先生（1891-1962）逝世50周年紀念。胡適這名字，年輕的讀者也許會有點陌生。但從他1917年自美國學成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開始，胡適一生就和近代中國在政治、文化及學術方面翻天覆地的轉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胡適先後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和校長，亦在1938至1942年期間代表中華民國出任駐美大使。在文化和學術改革方面，他1917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以提倡白話文寫作為重點），以及他一直鼓吹「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原則，對往後的新文化運動無疑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今天還要談胡適，絕非要再來一次英雄崇拜，也不是要藉此悼念再無大師。今天重讀胡適留下的文字（尤其是近年重新整理出版、洋洋五十萬字的《胡適日記全集》），一方面固然可以讓我們從一個關鍵人物的角度去觀察大時代的轉變，但更重要的是從字裏行間我們可以重新領會到近代中國一浪接一浪的艱苦鬥爭。胡適一生倡導自由精神，他既不能接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亦不時批評在蔣介石領導下愈加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對胡適來說，中國所需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和包容的社會。政治及社會改革固然重要，但改革不應依靠激進手段，而應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這可從他常以「安心求學」來勸告學生先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看到）。我無意（亦無資格）對胡適作出評價，但胡適一生經歷的起與落，很大程度都能反映出近代中國改革的困境。

今天再談胡適的另一原因，是因為剛看完六四民運學生領袖之一柴玲的英文版自傳 A Heart for Freedom（中文版《一心一意向自由》則未有機會讀到）。對1989年民主運動帶出的訴求，我是絕對認同；對參與民運的學生所表現的勇氣和作出的犧牲，我亦絕對敬佩。但與其說柴玲的新著是一部民運領袖的回憶錄（希望對六四民運有更深入認識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倒不如說是一部基督徒的懺悔錄。柴玲現在相信，要改革中國，就要先改造中國人的心靈；要建設民主中國，關鍵就是將中國改造為一個基督徒國家。我只想指出，近代中國已經歷過不少從上而下的大規模改革。中國需要的並不是以一種權威打倒另一種權威。帝制結束百年後的今日，中國需要的還是胡適提倡的自由、民主與包容。

（載2012年3月1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還要紀念辛亥嗎？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辛亥百年，不出所料，兩岸三地以至溫哥華及世界各地較具規模的華人社區，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對我來說，任何能夠吸引大眾參與歷史討論的活動，都是值得鼓勵。問題是，紀念活動是舉辦過了，政客和社會賢達要說的話也說過了，但就我所見，大眾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或興趣卻未有因而加深。這個現象，我們應當如何理解？

大眾對辛亥百年的冷感，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紀念太多引起的疲乏。就以近現代史而言，值得紀念日子實在不少，隨意舉些例子：科舉廢除（1905年）、清朝覆亡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五四運動（191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盧溝橋事變及南京大屠殺（193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中國經濟開放（1978年）、台灣解嚴（1987年）、天安門民主運動（1989年）、香港回歸（1997年）。要認識上述每一事件的意義及其帶出的歷史問題，着實是需要付出不少心力。

第二個原因，是人們對辛亥革命的情意結。中國近一百年經歷的無數災難，雖然不能歸咎於辛亥革命，但一個世紀過去了，就以民主、民權這兩大訴求來說，有多少人會斬釘截鐵地說革命已經成功？今天同志固然仍須努力，但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辛亥革命的理想似乎還是很遙遠。

第三個冷感的原因，是人們對政治的無奈（或厭惡）。大部分有關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無論是官辦還是民辦，其實已有既定的闡釋立場。這些立場未必是對亦未必是錯，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立場既無新意，亦不能加深他們對革命的認識。與其浪費時間聆聽政客或自詡為社會賢達（包括歷史學者）的八股，倒不如不聽不聞，讓辛亥百年慢慢溜走……。

我明白這份無奈或無助感，但我仍然相信，紀念是歷史探討的開始。紀念辛亥百年不是要為辛亥革命劃上句號，而是要趁這機會，重新探求革命引伸出來的歷史問題。

後記：《明報月刊》10月號刊登了一篇有關林覺民先生（黃花崗起義烈士）就義前在一方手帕寫給妻子的遺書的文章。百年過後，看原件、讀原文，滔滔論史者，能不汗顏乎？

（載2011年11月15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從中心看周邊、從周邊看中心

我對中國歷史的中心關懷，可以這樣說明：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就是要仔細探究「中國」作為一個體系的內在理路和構建歷程。要先說明，我無意否定「中國」的確有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傳統，但值得指出的是，「傳統」本身不是必然的，而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以下讓我用兩個有關中心與周邊的研究課題作例子。

據一般論述，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這一論述的基本假設是，「漢族」與其他「非漢族」確實是不證自明、客觀存在的群體。我在這裡當然無法提出充分的辨證，但在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營造中國：明代的西南擴張與邊緣族群》（中文版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我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在史料碰到如「漢」、「猺」、「獠」之類的名稱時，我們不應自動把它們認定為個別族群客觀存在的證據，而應把它們視為歷史上因種種原因用作識別群體的標籤；第二、族群識別並不只是中國形成過程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副產品，而是中國形成與演變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第二個我有興趣的研究課題是有關岳飛死後形象的利用與轉變。岳飛之死，在南宋年間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但往往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正如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在一篇較早期的文章指出，岳飛的形象在元、明、清以至近代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變。劉先生一文提供了不少寶貴線索，但亦帶出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舉一例子，眾所周知，岳飛一生以驅逐女真出中原為己任，但為甚麼自稱女真後裔的乾隆皇帝會對岳飛褒獎有嘉？要認真解答這問題，我們似乎一方面要留意岳飛形象的多重性，而另一方面則要注意清代外族統治下的多種考慮。

無論是研究西南族群界限的劃分還是岳飛死後形象的轉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到以國家民族為主幹的歷史論述框架，往往是不足以用作解釋歷史上複雜而多變的起、承、轉、合。葛兆光先生在其《宅茲中國》的序言裡直接點出了大中華學者面對「既要恪守中國立場，又要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挑戰。我想指出的是，身在國外的學者雖然不須要恪守狹義的中國立場，但如何在民族歷史(national history)以外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其面對的是同樣艱巨的挑戰。

（2011年6月13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講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