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紀念辛亥嗎？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辛亥百年，不出所料，兩岸三地以至溫哥華及世界各地較具規模的華人社區，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對我來說，任何能夠吸引大眾參與歷史討論的活動，都是值得鼓勵。問題是，紀念活動是舉辦過了，政客和社會賢達要說的話也說過了，但就我所見，大眾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或興趣卻未有因而加深。這個現象，我們應當如何理解？

大眾對辛亥百年的冷感，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紀念太多引起的疲乏。就以近現代史而言，值得紀念日子實在不少，隨意舉些例子：科舉廢除（1905年）、清朝覆亡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五四運動（191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盧溝橋事變及南京大屠殺（193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中國經濟開放（1978年）、台灣解嚴（1987年）、天安門民主運動（1989年）、香港回歸（1997年）。要認識上述每一事件的意義及其帶出的歷史問題，着實是需要付出不少心力。

第二個原因，是人們對辛亥革命的情意結。中國近一百年經歷的無數災難，雖然不能歸咎於辛亥革命，但一個世紀過去了，就以民主、民權這兩大訴求來說，有多少人會斬釘截鐵地說革命已經成功？今天同志固然仍須努力，但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辛亥革命的理想似乎還是很遙遠。

第三個冷感的原因，是人們對政治的無奈（或厭惡）。大部分有關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無論是官辦還是民辦，其實已有既定的闡釋立場。這些立場未必是對亦未必是錯，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立場既無新意，亦不能加深他們對革命的認識。與其浪費時間聆聽政客或自詡為社會賢達（包括歷史學者）的八股，倒不如不聽不聞，讓辛亥百年慢慢溜走……。

我明白這份無奈或無助感，但我仍然相信，紀念是歷史探討的開始。紀念辛亥百年不是要為辛亥革命劃上句號，而是要趁這機會，重新探求革命引伸出來的歷史問題。

後記：《明報月刊》10月號刊登了一篇有關林覺民先生（黃花崗起義烈士）就義前在一方手帕寫給妻子的遺書的文章。百年過後，看原件、讀原文，滔滔論史者，能不汗顏乎？

（載2011年11月15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從中心看周邊、從周邊看中心

我對中國歷史的中心關懷，可以這樣說明：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就是要仔細探究「中國」作為一個體系的內在理路和構建歷程。要先說明，我無意否定「中國」的確有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傳統，但值得指出的是，「傳統」本身不是必然的，而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以下讓我用兩個有關中心與周邊的研究課題作例子。

據一般論述，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這一論述的基本假設是，「漢族」與其他「非漢族」確實是不證自明、客觀存在的群體。我在這裡當然無法提出充分的辨證，但在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營造中國：明代的西南擴張與邊緣族群》（中文版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我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在史料碰到如「漢」、「猺」、「獠」之類的名稱時，我們不應自動把它們認定為個別族群客觀存在的證據，而應把它們視為歷史上因種種原因用作識別群體的標籤；第二、族群識別並不只是中國形成過程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副產品，而是中國形成與演變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第二個我有興趣的研究課題是有關岳飛死後形象的利用與轉變。岳飛之死，在南宋年間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但往往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正如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在一篇較早期的文章指出，岳飛的形象在元、明、清以至近代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變。劉先生一文提供了不少寶貴線索，但亦帶出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舉一例子，眾所周知，岳飛一生以驅逐女真出中原為己任，但為甚麼自稱女真後裔的乾隆皇帝會對岳飛褒獎有嘉？要認真解答這問題，我們似乎一方面要留意岳飛形象的多重性，而另一方面則要注意清代外族統治下的多種考慮。

無論是研究西南族群界限的劃分還是岳飛死後形象的轉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到以國家民族為主幹的歷史論述框架，往往是不足以用作解釋歷史上複雜而多變的起、承、轉、合。葛兆光先生在其《宅茲中國》的序言裡直接點出了大中華學者面對「既要恪守中國立場，又要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挑戰。我想指出的是，身在國外的學者雖然不須要恪守狹義的中國立場，但如何在民族歷史(national history)以外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其面對的是同樣艱巨的挑戰。

（2011年6月13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講摘要）

大災過後. . .

郡上八幡

第一次來到歧阜縣郡上八幡，原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這一回，重遊舊地，探望曾招待我近兩個月的上田氏一家，除了慶幸有這緣份外，看到四處井然有序、風貌依舊，亦深深佩服八幡居民維護小鎮民風的努力。

重訪舊地，不期然想到四百多公里外的一輪翻天覆地。這次大災，數以十計的沿岸鄉鎮幾夷為平地、數以萬計的生命消失於無形、而數以十萬計僥倖逃過大難的則頓然無家可歸。

當然，對重災區的居民來說，目前最要緊的，是尋回親人和解決物資短缺的問題（當然也要應付輻射洩漏帶來的影響）。但長遠來說，無論是受災地區以至日本整體，似乎都無法逃避這次大災特顯出來的一個問題：即如何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社會變遷。

日本東北大災，地震固然是禍首，但海嘯造成的傷亡無疑更巨大。日本政府，在地震發生後數分鐘，其實已啟動了海嘯預告系統（亦因此，各電視台能預知在那裡可以拍攝到海嘯來臨的畫面）。問題是，即使東北地區大部分居民已知道海嘯將至，不少住在沿岸鄉鎮的長者（由於年輕人多遷往城市就業，日本鄉鎮長者人口的比例也大多較高），實在想跑也跑不動。

大災過後，如何應付鄉鎮人口老化，無疑會是日本要面對的問題之一。有人會建議，既然年輕人大多不願（或無法）留在鄉下，政府不如索性放棄重建個別鄉鎮，並積極鼓勵一直堅持留下來的長者搬到城市居住。我對日本社會說不上有很深的認識，對社會政策制訂所牽涉的政治及經濟考慮，更所知有限。但作為一個社會及文化史學者，我在這裡只想指出，一個地方的民風民俗，是跟當地的社會組織及結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容許鄉鎮消失，也許可以解決人口老化帶來的一些問題，但地方社會組織的解體，無論如何總會改變日本的民風民俗。

這段日子，我一直有留意華人世界對日本大災的反應。在我接觸到的媒體中，不少人在讚賞日本人的互助精神之餘，會直接或間接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華人世界（尤其是在中國和香港），很難才能找到這種守望相助的精神？要認真回應這個提問，固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做到。在這裡我只想指出，一個地方的民風民俗，破壞容易而建設難。無論是在日本還是中國，要做到守望相助就是要實踐以人為本（簡單來說，即要尊重每一個人）的精神。中國經濟開放已經三十多年，經濟發展與人本精神，卻越來越背道而馳。中國不是沒有其郡上八幡，但在建設所謂小康社會的大前提下，中國似乎已越來越沒有容納人本精神的空間。

（載2011年3月29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