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 June 2011

從中心看周邊、從周邊看中心


我對中國歷史的中心關懷,可以這樣說明: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就是要仔細探究「中國」作為一個體系的內在理路和構建歷程。要先說明,我無意否定「中國」的確有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傳統,但值得指出的是,「傳統」本身不是必然的,而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以下讓我用兩個有關中心與周邊的研究課題作例子。

據一般論述,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這一論述的基本假設是,「漢族」與其他「非漢族」確實是不證自明、客觀存在的群體。我在這裡當然無法提出充分的辨證,但在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營造中國:明代的西南擴張與邊緣族群》(中文版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我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在史料碰到如「漢」、「猺」、「獠」之類的名稱時,我們不應自動把它們認定為個別族群客觀存在的證據,而應把它們視為歷史上因種種原因用作識別群體的標籤;第二、族群識別並不只是中國形成過程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副產品,而是中國形成與演變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第二個我有興趣的研究課題是有關岳飛死後形象的利用與轉變。岳飛之死,在南宋年間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但往往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正如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在一篇較早期的文章指出,岳飛的形象在元、明、清以至近代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變。劉先生一文提供了不少寶貴線索,但亦帶出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舉一例子,眾所周知,岳飛一生以驅逐女真出中原為己任,但為甚麼自稱女真後裔的乾隆皇帝會對岳飛褒獎有嘉?要認真解答這問題,我們似乎一方面要留意岳飛形象的多重性,而另一方面則要注意清代外族統治下的多種考慮。

無論是研究西南族群界限的劃分還是岳飛死後形象的轉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到以國家民族為主幹的歷史論述框架,往往是不足以用作解釋歷史上複雜而多變的起、承、轉、合。葛兆光先生在其《宅茲中國》的序言裡直接點出了大中華學者面對「既要恪守中國立場,又要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挑戰。我想指出的是,身在國外的學者雖然不須要恪守狹義的中國立場,但如何在民族歷史(national history)以外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其面對的是同樣艱巨的挑戰。

(2011年6月13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講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