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與道德，關係千絲萬縷，看似是截然兩回事，卻又不能斷然分開。傳統史觀（如正史裡常碰到的褒貶意識）對此早有認知，即使近代史學（如婦女史或第一民族史）亦無意把兩者關係完全分割。研究歷史固然需要明辨是非的勇氣，但值得指出，同樣重要的是對異見的容忍和對嚴謹方法的執著。
歷史研究是一門人文學科，不像科學研究般往往以數據為依歸（當然，對科學史有認識的，亦會明白科學研究亦不能全然客觀）。從選題到資料蒐集到分析到結論，歷史研究過程中每一階段都不免存有主觀成分，而每一步驟亦不免或多或少反映個人價值判斷。
但歷史研究終究不應是展示個人道德的道具。認真的歷史研究是講求嚴謹的方法：那些歷史問題是特別值得探討？怎樣蒐集及分析所有值得參考的材料？如何建立一個說服力強且滴水不漏的論點？這些固然是基本的治學考慮，但若然連這些功夫也做不足，甚麼「鑒古知今」、「大是大非」這類的話也只是空中樓閣。
認真對待歷史，也就是要明白到，過去的人與事，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去了解。這不是說每一個角度、每一個解釋都有同等說服力，而是說要了解過去，必須首先放開成見，然後用最嚴謹的尺度去審視自己及別人提出的論據。也許有人會擔心，容忍異見（如「南京大屠殺非事實論」或「六四非不道德鎮壓論」）最終會讓歪論成為主流。這無疑是一個憂慮，但異見是不會因輿論或強權而消失。認真對待歷史，就是要相信，史事是可以越辯越明。
研究歷史，任重道遠，看似垂手可得，卻是難題重重。何謂有意思的歷史問題？怎樣面對浩瀚如海的歷史記錄？如何解決歷史記錄之間的深層矛盾？怎樣才算是滴水不漏的論說？解決這些問題，總不能不涉及個人價值判斷，但認真的歷史研究背後，還是可以找到一套嚴謹的立論標準。研究歷史固然需要一份明辨是非的勇氣，但明辨是非不能只憑一腔對正義的熱誠。研究歷史所需要的也是一份存異的胸襟和一份對方法的執著。這也許不是最時尚的說法，但在歷史研究的範疇裡，道德最終還是不能跟道理分割。
（載2009年6月2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