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每年差不多這個時侯，我都會替在美國的母校接見一些來自溫哥華的申請人。一方面這是自己答謝母校啟蒙最簡單的途徑，另一方面我亦希望藉此親身了解時下準高中畢業生的思維與關懷。數年下來，我接觸到的申請人雖然不算多，但總的來說，至少以本地第一流的高中生來說，他們的見識與視野，都要較自己當年當學生時高明得多。更令我欣喜的是（亦是我對人類未來還有些微希望的原因），這些年青人不僅多才多藝，他們對知識的追求（至少就我所見）主要還是源於對知識的尊重以及求知帶來的樂趣。這些「尖子」當然希望將來能學以致用，但他們所說的「用」，有時候會給人有點天馬行空的感覺。有人會說，就讓他們在大學磨練一下， 變得實際一點吧。但對我來說，正正是這種敢於「不切實際」的勇氣，是他們出類拔萃的原因之一，亦是我們在大學應該繼續鼓勵與培養的胸襟之一（不難想像，一些家長讀者或已準備打電話勸告子女退修筆者的課）。當年輕人都只顧「做好呢份工」（套用前香港特首一句最蹩腳的競選口號），世界我想很快就會完蛋。
令我想到年輕人何去何從的另一個原因，是最近傳來一些師友過世的消息。說實話，直至他一年多前應亞洲研究系的邀請來卑詩大學演講，我對也斯的作品其實認識不深。大學時期讀書讀得很雜，偶然也會在圖書館讀到也斯的著作。但一來文學創作及批評並非自己的主要興趣所在，二來香港歷史與文化亦並非自己的主要研究範圍，所以一直沒有機會有系統地把也斯的作品讀一遍。逝者已矣，在懷念這位文化界前輩的同時，我只想指出，在香港當作家、當文化評論員，是一個極不「實際」的選擇。如果一個地方的年青人都只顧實際，只求安逸，這個地方的文化又會由誰來整理及承傳？
讓我想到年輕人應該如何選擇自己的路的另一位長輩，是我在香港讀書時的童軍團長。我和Linus其實不算稔熟，最後（也是離開香港後唯一）一次見面，已是一年多前的事。我不知道Linus是否一個注重「實際」的人，我只知道他一生放在童軍事務上的精力和時間（不論在香港還是在加拿大），定不亞於他放在家庭上或正職上。Linus的家人很有心思，在追悼會上，除了紀念冊子以外，每位親友還得到一枚襟章，上面除了繡了Linus的生卒年月以外，還改引了童軍誓詞裡最重要的一句話：「He did his best。」
我只想說：「盡我所能」所代表的人生態度，不是比「做好呢份工」所代表的高明得太多嗎？
（載2013年1月29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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