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未必無罪

反國民教育遊行

回歸以來，香港社會出現的種種矛盾，一方面固然可歸咎宏觀政治及經濟的轉型，另一方面則無疑與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方法有關，但歸根究柢，香港近年來較深層次的社會矛盾，似乎都離不開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問題。

對在殖民地時代飽受打壓的傳統左派來說，從2003年政府為《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致50萬人上街遊行開始，至最近鬧得滿城風雨的反對國民教育行動，都在在反映出不同利益集團（包括資本家、政客以及吳康民先生口中的「港英餘孽」），為了爭取對香港的話語權，不惜數典忘祖，處處與中共政府對著幹。在這些左派眼中，中國在人權、法治、社會道德等方面固然有待改善，但中國社會在共產黨統治下的確是不斷進步。再者，在左派眼中，雖然回歸以來中共政府一直盡力支持香港的經濟發展，但近期卻有人發起所謂「光復上水」行動，並在行動中揮舞殖民地時期代表香港的旗幟、叫出「中國人滾回中國」的口號。對吳康民先生等自信愛國的人來說，這不正正是部分香港人犬性難改、不能接受自己是中國人的明證嗎？

當然，許多不屬於左派（或任何派別）的香港人，亦會覺得愛國是天經地義。他們未必會在五星旗前感動落淚，亦不一定會為「神舟九號」與「天宮一號」成功交會對接、中國在奧運奪得87面獎牌、甚至莫言拿到諾貝爾文學獎而過分興奮，但他們亦不會認同國家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國家是建基於公民契約這類言之成理但流於學院式的論述。在這些不屬於任何黨派的人眼中，香港人就是中國人，因為香港人（少數族裔除外）身上流著的正正是中國人的血。這些人也許會反對在香港推行國民教育，但他們亦會堅持釣魚台是中國的領土。

在愛國這個議題上，如筆者這類從未親歷戰亂、自小受洋式教育、又早已離鄉入籍他邦的「港英餘孽」，其實是沒有資格說三道四。但身為關心香港、關心中華文化的讀書人，我卻不禁想起余英時先生在〈「嘗僑居是山，不忍見耳」〉一文中引述陳援庵先生在《通鑑胡注表微》的一段說話：「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恩澤不下於民，而責人民之不愛國，不可得也……」我們也許不應期盼主政者必然施惠百姓，但當一個社會的道德和文化（說玄一點，即一個國家的精神），已被掌權者在一次又一次的「運動」或「改革」中蹂躪得體無完膚，我們不得不問，有良知的人，又怎可以盲從附和去愛一個已然面目全非的國？

（載2012年10月16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10月28日後記：「城市論壇」中我不願見到的激烈表現，正好印證了香港人身份認同帶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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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胡適到柴玲

容忍比自由還更重要

今年2月24日是胡適之先生（1891-1962）逝世50周年紀念。胡適這名字，年輕的讀者也許會有點陌生。但從他1917年自美國學成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開始，胡適一生就和近代中國在政治、文化及學術方面翻天覆地的轉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胡適先後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和校長，亦在1938至1942年期間代表中華民國出任駐美大使。在文化和學術改革方面，他1917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以提倡白話文寫作為重點），以及他一直鼓吹「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原則，對往後的新文化運動無疑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今天還要談胡適，絕非要再來一次英雄崇拜，也不是要藉此悼念再無大師。今天重讀胡適留下的文字（尤其是近年重新整理出版、洋洋五十萬字的《胡適日記全集》），一方面固然可以讓我們從一個關鍵人物的角度去觀察大時代的轉變，但更重要的是從字裏行間我們可以重新領會到近代中國一浪接一浪的艱苦鬥爭。胡適一生倡導自由精神，他既不能接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亦不時批評在蔣介石領導下愈加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對胡適來說，中國所需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和包容的社會。政治及社會改革固然重要，但改革不應依靠激進手段，而應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這可從他常以「安心求學」來勸告學生先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看到）。我無意（亦無資格）對胡適作出評價，但胡適一生經歷的起與落，很大程度都能反映出近代中國改革的困境。

今天再談胡適的另一原因，是因為剛看完六四民運學生領袖之一柴玲的英文版自傳 A Heart for Freedom（中文版《一心一意向自由》則未有機會讀到）。對1989年民主運動帶出的訴求，我是絕對認同；對參與民運的學生所表現的勇氣和作出的犧牲，我亦絕對敬佩。但與其說柴玲的新著是一部民運領袖的回憶錄（希望對六四民運有更深入認識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倒不如說是一部基督徒的懺悔錄。柴玲現在相信，要改革中國，就要先改造中國人的心靈；要建設民主中國，關鍵就是將中國改造為一個基督徒國家。我只想指出，近代中國已經歷過不少從上而下的大規模改革。中國需要的並不是以一種權威打倒另一種權威。帝制結束百年後的今日，中國需要的還是胡適提倡的自由、民主與包容。

（載2012年3月1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從中心看周邊、從周邊看中心

我對中國歷史的中心關懷，可以這樣說明：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就是要仔細探究「中國」作為一個體系的內在理路和構建歷程。要先說明，我無意否定「中國」的確有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傳統，但值得指出的是，「傳統」本身不是必然的，而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以下讓我用兩個有關中心與周邊的研究課題作例子。

據一般論述，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這一論述的基本假設是，「漢族」與其他「非漢族」確實是不證自明、客觀存在的群體。我在這裡當然無法提出充分的辨證，但在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營造中國：明代的西南擴張與邊緣族群》（中文版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我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在史料碰到如「漢」、「猺」、「獠」之類的名稱時，我們不應自動把它們認定為個別族群客觀存在的證據，而應把它們視為歷史上因種種原因用作識別群體的標籤；第二、族群識別並不只是中國形成過程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副產品，而是中國形成與演變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第二個我有興趣的研究課題是有關岳飛死後形象的利用與轉變。岳飛之死，在南宋年間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但往往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正如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在一篇較早期的文章指出，岳飛的形象在元、明、清以至近代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變。劉先生一文提供了不少寶貴線索，但亦帶出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舉一例子，眾所周知，岳飛一生以驅逐女真出中原為己任，但為甚麼自稱女真後裔的乾隆皇帝會對岳飛褒獎有嘉？要認真解答這問題，我們似乎一方面要留意岳飛形象的多重性，而另一方面則要注意清代外族統治下的多種考慮。

無論是研究西南族群界限的劃分還是岳飛死後形象的轉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到以國家民族為主幹的歷史論述框架，往往是不足以用作解釋歷史上複雜而多變的起、承、轉、合。葛兆光先生在其《宅茲中國》的序言裡直接點出了大中華學者面對「既要恪守中國立場，又要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挑戰。我想指出的是，身在國外的學者雖然不須要恪守狹義的中國立場，但如何在民族歷史(national history)以外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其面對的是同樣艱巨的挑戰。

（2011年6月13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講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