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要紀念辛亥嗎？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辛亥百年，不出所料，兩岸三地以至溫哥華及世界各地較具規模的華人社區，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對我來說，任何能夠吸引大眾參與歷史討論的活動，都是值得鼓勵。問題是，紀念活動是舉辦過了，政客和社會賢達要說的話也說過了，但就我所見，大眾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或興趣卻未有因而加深。這個現象，我們應當如何理解？

大眾對辛亥百年的冷感，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紀念太多引起的疲乏。就以近現代史而言，值得紀念日子實在不少，隨意舉些例子：科舉廢除（1905年）、清朝覆亡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五四運動（191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盧溝橋事變及南京大屠殺（193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中國經濟開放（1978年）、台灣解嚴（1987年）、天安門民主運動（1989年）、香港回歸（1997年）。要認識上述每一事件的意義及其帶出的歷史問題，着實是需要付出不少心力。

第二個原因，是人們對辛亥革命的情意結。中國近一百年經歷的無數災難，雖然不能歸咎於辛亥革命，但一個世紀過去了，就以民主、民權這兩大訴求來說，有多少人會斬釘截鐵地說革命已經成功？今天同志固然仍須努力，但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辛亥革命的理想似乎還是很遙遠。

第三個冷感的原因，是人們對政治的無奈（或厭惡）。大部分有關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無論是官辦還是民辦，其實已有既定的闡釋立場。這些立場未必是對亦未必是錯，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立場既無新意，亦不能加深他們對革命的認識。與其浪費時間聆聽政客或自詡為社會賢達（包括歷史學者）的八股，倒不如不聽不聞，讓辛亥百年慢慢溜走……。

我明白這份無奈或無助感，但我仍然相信，紀念是歷史探討的開始。紀念辛亥百年不是要為辛亥革命劃上句號，而是要趁這機會，重新探求革命引伸出來的歷史問題。

後記：《明報月刊》10月號刊登了一篇有關林覺民先生（黃花崗起義烈士）就義前在一方手帕寫給妻子的遺書的文章。百年過後，看原件、讀原文，滔滔論史者，能不汗顏乎？

（載2011年11月15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從中心看周邊、從周邊看中心

我對中國歷史的中心關懷，可以這樣說明：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就是要仔細探究「中國」作為一個體系的內在理路和構建歷程。要先說明，我無意否定「中國」的確有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傳統，但值得指出的是，「傳統」本身不是必然的，而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以下讓我用兩個有關中心與周邊的研究課題作例子。

據一般論述，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這一論述的基本假設是，「漢族」與其他「非漢族」確實是不證自明、客觀存在的群體。我在這裡當然無法提出充分的辨證，但在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營造中國：明代的西南擴張與邊緣族群》（中文版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我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在史料碰到如「漢」、「猺」、「獠」之類的名稱時，我們不應自動把它們認定為個別族群客觀存在的證據，而應把它們視為歷史上因種種原因用作識別群體的標籤；第二、族群識別並不只是中國形成過程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副產品，而是中國形成與演變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第二個我有興趣的研究課題是有關岳飛死後形象的利用與轉變。岳飛之死，在南宋年間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但往往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正如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在一篇較早期的文章指出，岳飛的形象在元、明、清以至近代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變。劉先生一文提供了不少寶貴線索，但亦帶出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舉一例子，眾所周知，岳飛一生以驅逐女真出中原為己任，但為甚麼自稱女真後裔的乾隆皇帝會對岳飛褒獎有嘉？要認真解答這問題，我們似乎一方面要留意岳飛形象的多重性，而另一方面則要注意清代外族統治下的多種考慮。

無論是研究西南族群界限的劃分還是岳飛死後形象的轉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到以國家民族為主幹的歷史論述框架，往往是不足以用作解釋歷史上複雜而多變的起、承、轉、合。葛兆光先生在其《宅茲中國》的序言裡直接點出了大中華學者面對「既要恪守中國立場，又要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挑戰。我想指出的是，身在國外的學者雖然不須要恪守狹義的中國立場，但如何在民族歷史(national history)以外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其面對的是同樣艱巨的挑戰。

（2011年6月13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講摘要）

「大歷史」與「小歷史」

最近由於要準備遠行，決定把多年來未有處理過的相片和錄影帶作了一次整理。其實所謂「整理」，亦只不過是把多年未有翻看過的相片和錄影帶製成了多個數碼拷貝，並把不同拷貝存放在不同地方。這次整理工作，雖然只是個人生活上的一件小事情，卻令我聯想到一個與自己本行息息相關的問題。

歷史研究，方向雖然日新月異，但其最終關懷，似乎還是離不開以人為本位。在這個前提下，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史料，其實不是甚麼條約或甚麼憲章之類的東西，而是個人（或個別家庭）留下的一手資料。要了解20世紀以前的社會，史學家碰到的最大障礙，往往是一手資料的不足（在近代以前，只有一少部分人有留下文字紀錄的本事）。相對來說，日後有興趣研究21世紀社會的史學家，他們將會碰到的，應該不再是資料不足的問題，而是資訊膨脹所帶來的後遺症。

要先說明，我決沒有否定現代通訊科技的意思（說實在，沒有電郵，這篇文章大概亦不可能準時見報）。我在這裡只想指出的是，當我們每天利用電郵、短訊、微博、facebook等等科技與别人通訊（或利用數碼相機或攝錄機把生活點滴紀錄下來）的同時，也許應該考慮一下，該怎樣才可以較有系統地去保存個人或家庭留下的一手資料。不少讀者也許會有這樣一個誤解，即要大時代或大人物才可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但其實「大歷史」背後的「小歷史」往往更能反映一個時代的轉變（這亦是龍應台住《大江大海》之這麼成功的原因之一）。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大家每時每刻都要以見證歷史為己任（這樣一個包袱無疑是太沉重）；我只希望鼓勵大家，在利用科技的同時，能把個人或家庭的一手資料，有系統地保存下來。

到今天，當有機會回到自己父母家，其中一個最大的樂趣就是翻看舊相簿和重新感受舊相片背後的故事。對我來說，現代人面對的挑戰之一，正正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科技去保存有關個人或自身家庭的故事。

（載2010年8月17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卑大中國研究之始

《讀史閱世六十年》

最近由於要編纂一部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論文集，有機會重讀何炳棣教授數年前出版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對何炳棣這個名字，一般讀者也許會有點陌生， 但作為近代一位史學大家，亦是第一位在卑大開設有關中國課程的學者，何氏不但見證了過去60年北美中國史研究的發展， 更對卑大（甚至乎整個加拿大）的中國研究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

何氏首次踏足溫可華，是在1948年夏秋之交。那時他剛完成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的課程，還須把論文寫完才能拿到學位。據何氏在回憶錄記載，由於當時獎學金已用畢，加上戰後的卑大在第三任校長Norman MacKenzie領導下亦有意發展亞洲研究，遂決定西來暫當卑大中國研究的「開荒牛」（回憶錄寫道：「最初幾月，黎明聽到後面雞場的雞鳴，不免淒涼之感。」）世事往往出人意表，儘管何氏當時還沒有作出改行鑽研中國的決定，更沒有長留溫可華的打算，到他最終在1963年轉職芝加哥大學時，何氏已成為獨當一面的中國史專家（值得指出，何氏雖然是半途出家，但他那一輩學者的國學根底，比筆者這一輩的治史者不知要深厚多少倍），而卑大的中國研究亦隨著亞洲研究學系在1961年正式成立漸見規模。

何氏在溫可華的15年期間，除了對學術研究以及中國歷史課程的制定作出了重大貢獻外，其最深遠的影響，要算是在1958年底遠赴香港和澳門代表卑大圖書館以7萬美金（當時一個很大的數目）從商人姚鈞石先生手中購入45,000餘冊線裝古籍。這套「蒲坂藏書」不但收入超過900種元、明、清時期不同類型的善本書籍和稿本（所謂「善本」，即在海內外皆不容易見到的書種），亦包括廣東省56個地區的地方志（有意「尋根」的海外讀者，對後者應尤感興趣）。無可否認，無論是從實際還是象徵意義的角度來看，「蒲坂藏書」的購入都可說是卑大中國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

今年正值是卑大亞洲圖書館成立50週年紀念。藉此回顧這一段歷史，一方面是希望讀者對卑大的中國研究有多點認識，另一方面亦希望大家多些利用和支持這些近在咫尺、經過半個世紀累積下來的經驗和資源。

（原載2010年3月2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2012年6月11日追記：突聞何老於2012年6月7日辭世。一代大師，一生篤學不倦，這方面誠然是學者的典範. . .

講授中國歷史的挑戰

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挑戰至少有兩重。第一重，簡單來說，是關乎概念的翻譯。從司馬遷著《史記》開始，中國史學固然有其一套論述傳統。如何使用現代漢語來詮譯這套傳統裡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天下」、「正統」、「內聖外王」等），本身其實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於如何利用現代西方史學概念來闡譯中國的歷史經驗，其難度則又有過之而無不及。值得說明的是，這裡提到有關翻譯的挑戰，並不只是語言上中譯西或西譯中所接觸到的問題，而是包括概念的銜接所引申出來的一系列難題。舉一個在我研究範疇的例子：當談論到明、清時期，不少在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會嘗試以「早期現代」或「近現代」（early modern）這個概念來描述這個時代。姑勿論 early modern是否確實適用於明、清兩朝，我想指出的是，尤其是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概念的翻譯是一項無法（亦毋須）避免的挑戰。

第二重挑戰則是關乎學生對中國歷史的成見。在加國（尤其是在溫可華等華人聚居的城市）講授中國歷史，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和實驗。在卑大修讀中國歷史的學生之中，有不少是在加國出生或長大的華裔，亦有不少是在中國、香港、台灣或東南亞受過教育的華人（當然亦有不少是來自加國或其他地區的非華裔學生）。他們之中大部分是文科生，但亦有不少是來自工科或理科。他們的背景各有不同，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亦自然不盡相同。我在這裡提到的挑戰，一方面是指在同一課堂裡要盡量照顧到不同學生對中國歷史知識的不同需要，另一方面（而難度更高的）則是指要鼓勵學生，要認真認識中國的歷史經驗，便要盡量拋開對中國或中國歷史不同版本的成見。中國的故事，既不只是有關四大發明，亦不只是關於姍姍來遲的現代化（去年北京奧運的開幕匯演，似乎並未能脫出這個框框）。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一個主要的挑戰和責任，就是要鼓勵對中國有不同程度認知的學者和學生，盡量撇除成見，利用客觀的態度去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經驗。

（載2009年11月24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史學與道德

史學與道德，關係千絲萬縷，看似是截然兩回事，卻又不能斷然分開。傳統史觀（如正史裡常碰到的褒貶意識）對此早有認知，即使近代史學（如婦女史或第一民族史）亦無意把兩者關係完全分割。研究歷史固然需要明辨是非的勇氣，但值得指出，同樣重要的是對異見的容忍和對嚴謹方法的執著。

歷史研究是一門人文學科，不像科學研究般往往以數據為依歸（當然，對科學史有認識的，亦會明白科學研究亦不能全然客觀）。從選題到資料蒐集到分析到結論，歷史研究過程中每一階段都不免存有主觀成分，而每一步驟亦不免或多或少反映個人價值判斷。

但歷史研究終究不應是展示個人道德的道具。認真的歷史研究是講求嚴謹的方法：那些歷史問題是特別值得探討？怎樣蒐集及分析所有值得參考的材料？如何建立一個說服力強且滴水不漏的論點？這些固然是基本的治學考慮，但若然連這些功夫也做不足，甚麼「鑒古知今」、「大是大非」這類的話也只是空中樓閣。

認真對待歷史，也就是要明白到，過去的人與事，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去了解。這不是說每一個角度、每一個解釋都有同等說服力，而是說要了解過去，必須首先放開成見，然後用最嚴謹的尺度去審視自己及別人提出的論據。也許有人會擔心，容忍異見（如「南京大屠殺非事實論」或「六四非不道德鎮壓論」）最終會讓歪論成為主流。這無疑是一個憂慮，但異見是不會因輿論或強權而消失。認真對待歷史，就是要相信，史事是可以越辯越明。

研究歷史，任重道遠，看似垂手可得，卻是難題重重。何謂有意思的歷史問題？怎樣面對浩瀚如海的歷史記錄？如何解決歷史記錄之間的深層矛盾？怎樣才算是滴水不漏的論說？解決這些問題，總不能不涉及個人價值判斷，但認真的歷史研究背後，還是可以找到一套嚴謹的立論標準。研究歷史固然需要一份明辨是非的勇氣，但明辨是非不能只憑一腔對正義的熱誠。研究歷史所需要的也是一份存異的胸襟和一份對方法的執著。這也許不是最時尚的說法，但在歷史研究的範疇裡，道德最終還是不能跟道理分割。

（載2009年6月2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