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回憶」與「核心價值」

皇后碼頭

近年有關香港的政治及文化論述，或多或少總會觸及「集體回憶」與「核心價值」這兩個相關概念。當然，概念本身並非新事物，但作為對香港論述的兩個主要用語，其出現一方面可以追遡至20世紀80年代香港經濟轉型帶來的社會回響，另一方面則很明顯與九七回歸後香港經歷的政治及社會變遷，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近十年來，尤其對香港中、青兩輩來說，對「集體回憶」和「核心價值」的肯定，儼然已成為對抗官商勾結以及香港社會日趨「大陸化」的主要策略。

當然，無論是「集體回憶」還是「核心價值」，其內容都有商榷之處。就以集體回憶來說，維基百科就列出了48個「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其中包括六七暴動、中環愛丁堡廣場碼頭，亦包括歌手羅文、精工體育隊、利工民等），但無論是維基百科還是香港的街頭抗爭者，似乎都無法（或無意）對「集體回憶」作一明確的界定。至於「核心價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固然是香港人應該維護的社會道德，但從殖民地歷史的角度來看，我們不能說這些普世觀念是香港一直以來的核心價值。我決沒有否定這些回憶和價值的意圖；我只想指出，香港作為一個「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其集體回憶和核心價值無疑是會因時而異。

問題的關鍵其實不在於甚麼才是港人的集體回憶，也不在於甚麼才是香港「最核心的核心價值」。訴諸集體回憶（見皇后碼頭事件）、表彰核心價值（如2004年近300名專業人士在香港報章刊登的〈香港核心價值宣言〉），歸根究柢，目的就是要凸顯社會的不公義以及抗拒香港神話的幻滅。上世紀90年代以前，香港人甚少會提及「集體回憶」或「核心價值」。這固然是由於以往公民意識較薄弱，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港人對努力能換取成功的信念。回歸以後，香港社會是否變得越來越不公義、香港神話是否已幻滅等問題，不是在這裡可以說得清楚，但很明顯，香港以往賴以成功之路已起了徹底變化。如何重新凝聚香港人（這當然包括還帶鄉音的新移民）、如何在肯定過往成功要素和認同普世價值的同時，能為香港開闢一條可行之路，無疑是香港社會面對的最大挑戰。

（載2012年5月15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圖片來源：wikimedia

還要紀念辛亥嗎？

林覺民〈與妻訣別書〉

辛亥百年，不出所料，兩岸三地以至溫哥華及世界各地較具規模的華人社區，都舉辦了不同形式的紀念活動。對我來說，任何能夠吸引大眾參與歷史討論的活動，都是值得鼓勵。問題是，紀念活動是舉辦過了，政客和社會賢達要說的話也說過了，但就我所見，大眾對辛亥革命的認識或興趣卻未有因而加深。這個現象，我們應當如何理解？

大眾對辛亥百年的冷感，我認為至少有三個原因。第一是紀念太多引起的疲乏。就以近現代史而言，值得紀念日子實在不少，隨意舉些例子：科舉廢除（1905年）、清朝覆亡及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五四運動（1919年）、中國共產黨成立（1921年）、盧溝橋事變及南京大屠殺（193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49年）、中國經濟開放（1978年）、台灣解嚴（1987年）、天安門民主運動（1989年）、香港回歸（1997年）。要認識上述每一事件的意義及其帶出的歷史問題，着實是需要付出不少心力。

第二個原因，是人們對辛亥革命的情意結。中國近一百年經歷的無數災難，雖然不能歸咎於辛亥革命，但一個世紀過去了，就以民主、民權這兩大訴求來說，有多少人會斬釘截鐵地說革命已經成功？今天同志固然仍須努力，但對大部分中國人來說，辛亥革命的理想似乎還是很遙遠。

第三個冷感的原因，是人們對政治的無奈（或厭惡）。大部分有關辛亥革命的紀念活動，無論是官辦還是民辦，其實已有既定的闡釋立場。這些立場未必是對亦未必是錯，但對大多數人來說，這些立場既無新意，亦不能加深他們對革命的認識。與其浪費時間聆聽政客或自詡為社會賢達（包括歷史學者）的八股，倒不如不聽不聞，讓辛亥百年慢慢溜走……。

我明白這份無奈或無助感，但我仍然相信，紀念是歷史探討的開始。紀念辛亥百年不是要為辛亥革命劃上句號，而是要趁這機會，重新探求革命引伸出來的歷史問題。

後記：《明報月刊》10月號刊登了一篇有關林覺民先生（黃花崗起義烈士）就義前在一方手帕寫給妻子的遺書的文章。百年過後，看原件、讀原文，滔滔論史者，能不汗顏乎？

（載2011年11月15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再見，南丫島

索罟灣

從南丫島中部的索罟灣走到北端的榕樹灣，不從不容原來也要用上一個半小時。

對N和我這兩名早已習慣了溫可華清涼的秋天的不速之客來說，在烈日當空、攝氏34度的十月天走在這條迂曲的山路，雖不是刻意辛勞，卻亦非全無因由。

在香港的三個月，除了抽空跑了大佛寺、濕地公園等較新的景點外，其實最令我興奮的是有機會帶小朋友四處看看一些自己小時候流連的地方。有人會說，這是人到中年、懷舊病發作的表現。「懷舊」當然沒有甚麼不當，但我之希望N有機會多看看香港「景點」以外的地方，出發點又似乎跟典型「懷舊」有一點分別。

要先說明，我當然會懷念舊時。說玄一點，「懷舊」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訴說自我故事的一個主要方法。舉一個例，電影《歲月神偷》勾起的，其實不單是香港人對昔日「人情」的懷緬，亦是他們對「守得雲開見月明」這個典型香港故事的（再）認同。這次重臨南丫島，一方面固然是為了「懷舊」，但對我來說也許更重要的是為了製造回憶。

應該從這裡說起：對在加拿大出生和長大的N來說，以前「香港」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只知道她在地球的另一邊，有很多人、很多車、還有一個名叫George Lam（因為老爸好像只懂得唱他的歌）的老牌歌手。這次N在香港住了三個月，人多人少的地方都去過、各式各樣的公共交通工具也差不多全試過（George Lam則沒有見著），雖說不上對這住有七百多萬人的大城市有多瞭解，但至少「香港」已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

再說南丫島：走在這遠離市區的山路，我不期望已汗流浹背但還興致勃勃的N會跟我一起「懷舊」（因為這個「舊」他暫時不會有興趣）。八歲多一點的他，將來會否關心這小島，並把香港也收進他自己的故事，現在還是言之尚早（也絕不在我控制範圍之內）。但關心是要建基於認識，而認識則需要親身體驗。南丫島之旅、香港之行，其目的不外如此，其結果則有待時間見證。

後記：對N來說，榕樹灣某咖啡廳的一杯冰淇淋，應該是他在南丫島最美好的回憶之一吧。

（載2010年12月14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大歷史」與「小歷史」

最近由於要準備遠行，決定把多年來未有處理過的相片和錄影帶作了一次整理。其實所謂「整理」，亦只不過是把多年未有翻看過的相片和錄影帶製成了多個數碼拷貝，並把不同拷貝存放在不同地方。這次整理工作，雖然只是個人生活上的一件小事情，卻令我聯想到一個與自己本行息息相關的問題。

歷史研究，方向雖然日新月異，但其最終關懷，似乎還是離不開以人為本位。在這個前提下，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史料，其實不是甚麼條約或甚麼憲章之類的東西，而是個人（或個別家庭）留下的一手資料。要了解20世紀以前的社會，史學家碰到的最大障礙，往往是一手資料的不足（在近代以前，只有一少部分人有留下文字紀錄的本事）。相對來說，日後有興趣研究21世紀社會的史學家，他們將會碰到的，應該不再是資料不足的問題，而是資訊膨脹所帶來的後遺症。

要先說明，我決沒有否定現代通訊科技的意思（說實在，沒有電郵，這篇文章大概亦不可能準時見報）。我在這裡只想指出的是，當我們每天利用電郵、短訊、微博、facebook等等科技與别人通訊（或利用數碼相機或攝錄機把生活點滴紀錄下來）的同時，也許應該考慮一下，該怎樣才可以較有系統地去保存個人或家庭留下的一手資料。不少讀者也許會有這樣一個誤解，即要大時代或大人物才可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但其實「大歷史」背後的「小歷史」往往更能反映一個時代的轉變（這亦是龍應台住《大江大海》之這麼成功的原因之一）。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大家每時每刻都要以見證歷史為己任（這樣一個包袱無疑是太沉重）；我只希望鼓勵大家，在利用科技的同時，能把個人或家庭的一手資料，有系統地保存下來。

到今天，當有機會回到自己父母家，其中一個最大的樂趣就是翻看舊相簿和重新感受舊相片背後的故事。對我來說，現代人面對的挑戰之一，正正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科技去保存有關個人或自身家庭的故事。

（載2010年8月17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