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挑戰至少有兩重。第一重，簡單來說，是關乎概念的翻譯。從司馬遷著《史記》開始，中國史學固然有其一套論述傳統。如何使用現代漢語來詮譯這套傳統裡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天下」、「正統」、「內聖外王」等），本身其實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於如何利用現代西方史學概念來闡譯中國的歷史經驗，其難度則又有過之而無不及。值得說明的是，這裡提到有關翻譯的挑戰，並不只是語言上中譯西或西譯中所接觸到的問題，而是包括概念的銜接所引申出來的一系列難題。舉一個在我研究範疇的例子：當談論到明、清時期，不少在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會嘗試以「早期現代」或「近現代」（early modern）這個概念來描述這個時代。姑勿論 early modern是否確實適用於明、清兩朝，我想指出的是，尤其是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概念的翻譯是一項無法（亦毋須）避免的挑戰。
第二重挑戰則是關乎學生對中國歷史的成見。在加國（尤其是在溫可華等華人聚居的城市）講授中國歷史，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和實驗。在卑大修讀中國歷史的學生之中，有不少是在加國出生或長大的華裔，亦有不少是在中國、香港、台灣或東南亞受過教育的華人（當然亦有不少是來自加國或其他地區的非華裔學生）。他們之中大部分是文科生，但亦有不少是來自工科或理科。他們的背景各有不同，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亦自然不盡相同。我在這裡提到的挑戰，一方面是指在同一課堂裡要盡量照顧到不同學生對中國歷史知識的不同需要，另一方面（而難度更高的）則是指要鼓勵學生，要認真認識中國的歷史經驗，便要盡量拋開對中國或中國歷史不同版本的成見。中國的故事，既不只是有關四大發明，亦不只是關於姍姍來遲的現代化（去年北京奧運的開幕匯演，似乎並未能脫出這個框框）。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一個主要的挑戰和責任，就是要鼓勵對中國有不同程度認知的學者和學生，盡量撇除成見，利用客觀的態度去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經驗。
（載2009年11月24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