卑大中國研究之始

《讀史閱世六十年》

最近由於要編纂一部有關西方中國史研究的論文集，有機會重讀何炳棣教授數年前出版的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對何炳棣這個名字，一般讀者也許會有點陌生， 但作為近代一位史學大家，亦是第一位在卑大開設有關中國課程的學者，何氏不但見證了過去60年北美中國史研究的發展， 更對卑大（甚至乎整個加拿大）的中國研究作出了不可多得的貢獻。

何氏首次踏足溫可華，是在1948年夏秋之交。那時他剛完成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英國史博士學位的課程，還須把論文寫完才能拿到學位。據何氏在回憶錄記載，由於當時獎學金已用畢，加上戰後的卑大在第三任校長Norman MacKenzie領導下亦有意發展亞洲研究，遂決定西來暫當卑大中國研究的「開荒牛」（回憶錄寫道：「最初幾月，黎明聽到後面雞場的雞鳴，不免淒涼之感。」）世事往往出人意表，儘管何氏當時還沒有作出改行鑽研中國的決定，更沒有長留溫可華的打算，到他最終在1963年轉職芝加哥大學時，何氏已成為獨當一面的中國史專家（值得指出，何氏雖然是半途出家，但他那一輩學者的國學根底，比筆者這一輩的治史者不知要深厚多少倍），而卑大的中國研究亦隨著亞洲研究學系在1961年正式成立漸見規模。

何氏在溫可華的15年期間，除了對學術研究以及中國歷史課程的制定作出了重大貢獻外，其最深遠的影響，要算是在1958年底遠赴香港和澳門代表卑大圖書館以7萬美金（當時一個很大的數目）從商人姚鈞石先生手中購入45,000餘冊線裝古籍。這套「蒲坂藏書」不但收入超過900種元、明、清時期不同類型的善本書籍和稿本（所謂「善本」，即在海內外皆不容易見到的書種），亦包括廣東省56個地區的地方志（有意「尋根」的海外讀者，對後者應尤感興趣）。無可否認，無論是從實際還是象徵意義的角度來看，「蒲坂藏書」的購入都可說是卑大中國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

今年正值是卑大亞洲圖書館成立50週年紀念。藉此回顧這一段歷史，一方面是希望讀者對卑大的中國研究有多點認識，另一方面亦希望大家多些利用和支持這些近在咫尺、經過半個世紀累積下來的經驗和資源。

（原載2010年3月2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2012年6月11日追記：突聞何老於2012年6月7日辭世。一代大師，一生篤學不倦，這方面誠然是學者的典範. . .

講授中國歷史的挑戰

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挑戰至少有兩重。第一重，簡單來說，是關乎概念的翻譯。從司馬遷著《史記》開始，中國史學固然有其一套論述傳統。如何使用現代漢語來詮譯這套傳統裡一些重要的概念（如「天下」、「正統」、「內聖外王」等），本身其實已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至於如何利用現代西方史學概念來闡譯中國的歷史經驗，其難度則又有過之而無不及。值得說明的是，這裡提到有關翻譯的挑戰，並不只是語言上中譯西或西譯中所接觸到的問題，而是包括概念的銜接所引申出來的一系列難題。舉一個在我研究範疇的例子：當談論到明、清時期，不少在西方研究中國歷史的學者會嘗試以「早期現代」或「近現代」（early modern）這個概念來描述這個時代。姑勿論 early modern是否確實適用於明、清兩朝，我想指出的是，尤其是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概念的翻譯是一項無法（亦毋須）避免的挑戰。

第二重挑戰則是關乎學生對中國歷史的成見。在加國（尤其是在溫可華等華人聚居的城市）講授中國歷史，其實是一個很難得的經驗和實驗。在卑大修讀中國歷史的學生之中，有不少是在加國出生或長大的華裔，亦有不少是在中國、香港、台灣或東南亞受過教育的華人（當然亦有不少是來自加國或其他地區的非華裔學生）。他們之中大部分是文科生，但亦有不少是來自工科或理科。他們的背景各有不同，對中國歷史的認識亦自然不盡相同。我在這裡提到的挑戰，一方面是指在同一課堂裡要盡量照顧到不同學生對中國歷史知識的不同需要，另一方面（而難度更高的）則是指要鼓勵學生，要認真認識中國的歷史經驗，便要盡量拋開對中國或中國歷史不同版本的成見。中國的故事，既不只是有關四大發明，亦不只是關於姍姍來遲的現代化（去年北京奧運的開幕匯演，似乎並未能脫出這個框框）。在西方講授中國歷史，一個主要的挑戰和責任，就是要鼓勵對中國有不同程度認知的學者和學生，盡量撇除成見，利用客觀的態度去重新審視中國的歷史經驗。

（載2009年11月24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史學與道德

史學與道德，關係千絲萬縷，看似是截然兩回事，卻又不能斷然分開。傳統史觀（如正史裡常碰到的褒貶意識）對此早有認知，即使近代史學（如婦女史或第一民族史）亦無意把兩者關係完全分割。研究歷史固然需要明辨是非的勇氣，但值得指出，同樣重要的是對異見的容忍和對嚴謹方法的執著。

歷史研究是一門人文學科，不像科學研究般往往以數據為依歸（當然，對科學史有認識的，亦會明白科學研究亦不能全然客觀）。從選題到資料蒐集到分析到結論，歷史研究過程中每一階段都不免存有主觀成分，而每一步驟亦不免或多或少反映個人價值判斷。

但歷史研究終究不應是展示個人道德的道具。認真的歷史研究是講求嚴謹的方法：那些歷史問題是特別值得探討？怎樣蒐集及分析所有值得參考的材料？如何建立一個說服力強且滴水不漏的論點？這些固然是基本的治學考慮，但若然連這些功夫也做不足，甚麼「鑒古知今」、「大是大非」這類的話也只是空中樓閣。

認真對待歷史，也就是要明白到，過去的人與事，是可以從不同角度去了解。這不是說每一個角度、每一個解釋都有同等說服力，而是說要了解過去，必須首先放開成見，然後用最嚴謹的尺度去審視自己及別人提出的論據。也許有人會擔心，容忍異見（如「南京大屠殺非事實論」或「六四非不道德鎮壓論」）最終會讓歪論成為主流。這無疑是一個憂慮，但異見是不會因輿論或強權而消失。認真對待歷史，就是要相信，史事是可以越辯越明。

研究歷史，任重道遠，看似垂手可得，卻是難題重重。何謂有意思的歷史問題？怎樣面對浩瀚如海的歷史記錄？如何解決歷史記錄之間的深層矛盾？怎樣才算是滴水不漏的論說？解決這些問題，總不能不涉及個人價值判斷，但認真的歷史研究背後，還是可以找到一套嚴謹的立論標準。研究歷史固然需要一份明辨是非的勇氣，但明辨是非不能只憑一腔對正義的熱誠。研究歷史所需要的也是一份存異的胸襟和一份對方法的執著。這也許不是最時尚的說法，但在歷史研究的範疇裡，道德最終還是不能跟道理分割。

（載2009年6月2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