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中心看周邊、從周邊看中心

我對中國歷史的中心關懷，可以這樣說明：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就是要仔細探究「中國」作為一個體系的內在理路和構建歷程。要先說明，我無意否定「中國」的確有其政治、經濟、文化等傳統，但值得指出的是，「傳統」本身不是必然的，而是歷史過程的產物。以下讓我用兩個有關中心與周邊的研究課題作例子。

據一般論述，自古以來，中國是一個以漢族為主的多民族國家。這一論述的基本假設是，「漢族」與其他「非漢族」確實是不證自明、客觀存在的群體。我在這裡當然無法提出充分的辨證，但在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State: Ethnicity and Expansion on the Ming Borderlands《營造中國：明代的西南擴張與邊緣族群》（中文版將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一書中，我提出了兩個論點：第一、在史料碰到如「漢」、「猺」、「獠」之類的名稱時，我們不應自動把它們認定為個別族群客觀存在的證據，而應把它們視為歷史上因種種原因用作識別群體的標籤；第二、族群識別並不只是中國形成過程中一個可有可無的副產品，而是中國形成與演變過程中一個不可或缺的主要元素。

第二個我有興趣的研究課題是有關岳飛死後形象的利用與轉變。岳飛之死，在南宋年間當然是一個大是大非（但往往不能公開討論）的問題。但正如著名宋史專家劉子健先生在一篇較早期的文章指出，岳飛的形象在元、明、清以至近代都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轉變。劉先生一文提供了不少寶貴線索，但亦帶出了許多值得深入探討的問題。舉一例子，眾所周知，岳飛一生以驅逐女真出中原為己任，但為甚麼自稱女真後裔的乾隆皇帝會對岳飛褒獎有嘉？要認真解答這問題，我們似乎一方面要留意岳飛形象的多重性，而另一方面則要注意清代外族統治下的多種考慮。

無論是研究西南族群界限的劃分還是岳飛死後形象的轉變，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要明白到以國家民族為主幹的歷史論述框架，往往是不足以用作解釋歷史上複雜而多變的起、承、轉、合。葛兆光先生在其《宅茲中國》的序言裡直接點出了大中華學者面對「既要恪守中國立場，又要超越中國局限，在世界或亞洲的背景中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挑戰。我想指出的是，身在國外的學者雖然不須要恪守狹義的中國立場，但如何在民族歷史(national history)以外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其面對的是同樣艱巨的挑戰。

（2011年6月13日在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的演講摘要）

大災過後. . .

郡上八幡

第一次來到歧阜縣郡上八幡，原來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這一回，重遊舊地，探望曾招待我近兩個月的上田氏一家，除了慶幸有這緣份外，看到四處井然有序、風貌依舊，亦深深佩服八幡居民維護小鎮民風的努力。

重訪舊地，不期然想到四百多公里外的一輪翻天覆地。這次大災，數以十計的沿岸鄉鎮幾夷為平地、數以萬計的生命消失於無形、而數以十萬計僥倖逃過大難的則頓然無家可歸。

當然，對重災區的居民來說，目前最要緊的，是尋回親人和解決物資短缺的問題（當然也要應付輻射洩漏帶來的影響）。但長遠來說，無論是受災地區以至日本整體，似乎都無法逃避這次大災特顯出來的一個問題：即如何面對人口老化帶來的社會變遷。

日本東北大災，地震固然是禍首，但海嘯造成的傷亡無疑更巨大。日本政府，在地震發生後數分鐘，其實已啟動了海嘯預告系統（亦因此，各電視台能預知在那裡可以拍攝到海嘯來臨的畫面）。問題是，即使東北地區大部分居民已知道海嘯將至，不少住在沿岸鄉鎮的長者（由於年輕人多遷往城市就業，日本鄉鎮長者人口的比例也大多較高），實在想跑也跑不動。

大災過後，如何應付鄉鎮人口老化，無疑會是日本要面對的問題之一。有人會建議，既然年輕人大多不願（或無法）留在鄉下，政府不如索性放棄重建個別鄉鎮，並積極鼓勵一直堅持留下來的長者搬到城市居住。我對日本社會說不上有很深的認識，對社會政策制訂所牽涉的政治及經濟考慮，更所知有限。但作為一個社會及文化史學者，我在這裡只想指出，一個地方的民風民俗，是跟當地的社會組織及結構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容許鄉鎮消失，也許可以解決人口老化帶來的一些問題，但地方社會組織的解體，無論如何總會改變日本的民風民俗。

這段日子，我一直有留意華人世界對日本大災的反應。在我接觸到的媒體中，不少人在讚賞日本人的互助精神之餘，會直接或間接提出一個疑問：為什麼在華人世界（尤其是在中國和香港），很難才能找到這種守望相助的精神？要認真回應這個提問，固然不是三言兩語可以做到。在這裡我只想指出，一個地方的民風民俗，破壞容易而建設難。無論是在日本還是中國，要做到守望相助就是要實踐以人為本（簡單來說，即要尊重每一個人）的精神。中國經濟開放已經三十多年，經濟發展與人本精神，卻越來越背道而馳。中國不是沒有其郡上八幡，但在建設所謂小康社會的大前提下，中國似乎已越來越沒有容納人本精神的空間。

（載2011年3月29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再見，南丫島

索罟灣

從南丫島中部的索罟灣走到北端的榕樹灣，不從不容原來也要用上一個半小時。

對N和我這兩名早已習慣了溫可華清涼的秋天的不速之客來說，在烈日當空、攝氏34度的十月天走在這條迂曲的山路，雖不是刻意辛勞，卻亦非全無因由。

在香港的三個月，除了抽空跑了大佛寺、濕地公園等較新的景點外，其實最令我興奮的是有機會帶小朋友四處看看一些自己小時候流連的地方。有人會說，這是人到中年、懷舊病發作的表現。「懷舊」當然沒有甚麼不當，但我之希望N有機會多看看香港「景點」以外的地方，出發點又似乎跟典型「懷舊」有一點分別。

要先說明，我當然會懷念舊時。說玄一點，「懷舊」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訴說自我故事的一個主要方法。舉一個例，電影《歲月神偷》勾起的，其實不單是香港人對昔日「人情」的懷緬，亦是他們對「守得雲開見月明」這個典型香港故事的（再）認同。這次重臨南丫島，一方面固然是為了「懷舊」，但對我來說也許更重要的是為了製造回憶。

應該從這裡說起：對在加拿大出生和長大的N來說，以前「香港」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只知道她在地球的另一邊，有很多人、很多車、還有一個名叫George Lam（因為老爸好像只懂得唱他的歌）的老牌歌手。這次N在香港住了三個月，人多人少的地方都去過、各式各樣的公共交通工具也差不多全試過（George Lam則沒有見著），雖說不上對這住有七百多萬人的大城市有多瞭解，但至少「香港」已不再是一個抽象的名詞。

再說南丫島：走在這遠離市區的山路，我不期望已汗流浹背但還興致勃勃的N會跟我一起「懷舊」（因為這個「舊」他暫時不會有興趣）。八歲多一點的他，將來會否關心這小島，並把香港也收進他自己的故事，現在還是言之尚早（也絕不在我控制範圍之內）。但關心是要建基於認識，而認識則需要親身體驗。南丫島之旅、香港之行，其目的不外如此，其結果則有待時間見證。

後記：對N來說，榕樹灣某咖啡廳的一杯冰淇淋，應該是他在南丫島最美好的回憶之一吧。

（載2010年12月14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China’s shameful reactions

Liu Xiaobo

China’s official reactions to the awarding of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 to the jailed dissident Liu Xiaobo have been, it is sad to say, both predictable and shameful.

Not only did China’s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take no time in denouncing the Nobel Committee’s decision to offer the award to Liu a violation of the original intent of the Peace Prize, according to the New York Times,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taken extraordinary steps in keeping the news out of the country and clamping down on private celebrations.

Unfortunately, China’s reactions are not surprising. After all, at least since 1989, when he chose to return to China to take part in the student demonstrations at Tian’anmen Square in Beijing, Liu Xiaobo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vocal and principled critics of the authoritarian and corrupt ru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even after he had been thrice imprisoned, Liu was instrumental in drafting and promoting Charter ’08, a stirring document that calls for the respect and protection of universal human values as well as the end of one-party rule in China. In short, Liu Xiaobo represents precisely the kind of intellectuals the Communist Party fears most: principled, outspoken, and--most important--courageous.

China’s reactions are shameful for many reasons. My colleague Timothy Cheek might be right in believing that “a new stage in the ongoing negotiations between China’s public intellectuals and their state” will follow as a result of Liu’s prize. My fear is that while the Communist Party might be willing to tolerate the presence of former dissidents (as was the case when one-time most-wanted Tian’anmen activist Li Lu was spotted traveling in China with Bill Gates and Warren Buffett back in September), in continuing to place the Party over the people it has neither room nor patience for the Liu Xiaobos of China.

原來叫做排頭村

排頭村

以前（也就是三十年前左右），每逢清明、重陽時節，一家人便會帶備鮮花、水果及其它食物，浩浩蕩蕩前往（當時還算是）郊外的沙田去拜祭我從沒親身見過面的阿爺。記憶中，到達沙田後，我們還要跨過鐵路（當時九廣鐵路用的還是蒸汽火車）才能見到上山的村口。上山的路其實不太難走，來回一程（加上下山時，我們總會在一清溪旁把水果吃掉）應該在三小時左右。除了彎彎曲曲的山路與及似乎不甚怕人的公雞外，印象最深刻的，要算是當走到山上最後一段路，由於野草叢生而又沒有清晰的路徑，我們每次都要手足並用，先踏過其他人的陵墓（父母教口中應同時唸著：「唔該借過。」），才可到達阿爺的墳前。還記得每次踏上阿爺的陵墓，回首遠眺沙田城門河（尤其是山上風大的時候），總有些許豪情壯舉的感覺。

也不記得最後一次大夥兒一起上山是哪一年（1982?）。這次與父親約定和N一起去找當年的村口，原以為會困難重重，想不到google神通廣大，足不出戶就差不多可以認定當年走過的是處於現在沙田港鐵站旁邊的排頭村。但說實在，這天走了一段路，口中雖然說應該沒錯，但直至看到「紫霞園」為止，我還是不太肯定（反而，父親在走過第一所公廁後，就宣佈路應該是走對了）。我們這天雖然沒有一鼓作氣走上山，但在這麼多年後還能找到舊日的路，一番努力也總算沒有白費（當然，對N來說，這個outing的意義，着實成疑）。

（附記：村屋外牆掛上的標語，原來是要反對政府建議在村前建設行人天橋，有關報導見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7725）

"Shin" Village revisited

Yeye's birthplace

According to one oft-told story, the Shins 單(Mandarin: shàn; Cantonese: sin4) of Guangdong 廣東 are all descendants of a certain Shan Tongzhen 通真, who apparently traveled from Shandong 山東 (in northeast China) to the famous Luofu Mountain 羅浮山 some time in the ninth century. Tongzhen would eventually settle in the village of Gangbei 崗貝 in present-day Zengcheng 增城; from there, it is said, the Shans would multiply and spread throughout Guangdong and beyond.

Whether the Shans of Shijie 石碣 (adjacent to Shilong 石龍), Dongguan 東莞, are in fact descendants of Tongzhen it is perhaps impossible to say. But since the local lineage hall (where ancestors are worshipped) was originally constructed in 1513, it seems likely that the Shans have settled in Shijie--especially within the Shan villages (Shan wu cun 單屋村)--since at least the Ming dynasty.

But the purpose of our visit on this September day was not to explore this broader history. For Yeye, who was born in the village of Tianxia 田廈 (in the house in the photo) and who spent some of his early years in Shijie/Shilong, it was a chance to retrace his steps and to reconnect with the past (we met some elderly ladies who claimed to know Yeye’s sister); for N, who had never visited China, it was an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nd to imagine.

Most of the Shans, we were told, have moved out of the Shan villages (the other three villages are Dawei 大圍, Sanzuolou 三座樓, and Shiditang 石地塘). Nevertheless, it is interesting to imagine that, at some point, in this one area, the Shans (ranked 183 in terms of size among China’s surname groups) actually comprised the majority of the population.

「大歷史」與「小歷史」

最近由於要準備遠行，決定把多年來未有處理過的相片和錄影帶作了一次整理。其實所謂「整理」，亦只不過是把多年未有翻看過的相片和錄影帶製成了多個數碼拷貝，並把不同拷貝存放在不同地方。這次整理工作，雖然只是個人生活上的一件小事情，卻令我聯想到一個與自己本行息息相關的問題。

歷史研究，方向雖然日新月異，但其最終關懷，似乎還是離不開以人為本位。在這個前提下，最基本而又最重要的史料，其實不是甚麼條約或甚麼憲章之類的東西，而是個人（或個別家庭）留下的一手資料。要了解20世紀以前的社會，史學家碰到的最大障礙，往往是一手資料的不足（在近代以前，只有一少部分人有留下文字紀錄的本事）。相對來說，日後有興趣研究21世紀社會的史學家，他們將會碰到的，應該不再是資料不足的問題，而是資訊膨脹所帶來的後遺症。

要先說明，我決沒有否定現代通訊科技的意思（說實在，沒有電郵，這篇文章大概亦不可能準時見報）。我在這裡只想指出的是，當我們每天利用電郵、短訊、微博、facebook等等科技與别人通訊（或利用數碼相機或攝錄機把生活點滴紀錄下來）的同時，也許應該考慮一下，該怎樣才可以較有系統地去保存個人或家庭留下的一手資料。不少讀者也許會有這樣一個誤解，即要大時代或大人物才可成為歷史研究的對象。但其實「大歷史」背後的「小歷史」往往更能反映一個時代的轉變（這亦是龍應台住《大江大海》之這麼成功的原因之一）。我的意思並不是要大家每時每刻都要以見證歷史為己任（這樣一個包袱無疑是太沉重）；我只希望鼓勵大家，在利用科技的同時，能把個人或家庭的一手資料，有系統地保存下來。

到今天，當有機會回到自己父母家，其中一個最大的樂趣就是翻看舊相簿和重新感受舊相片背後的故事。對我來說，現代人面對的挑戰之一，正正是如何更有效地利用科技去保存有關個人或自身家庭的故事。

（載2010年8月17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