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4日是胡適之先生（1891-1962）逝世50周年紀念。胡適這名字，年輕的讀者也許會有點陌生。但從他1917年自美國學成回國任北京大學教授開始，胡適一生就和近代中國在政治、文化及學術方面翻天覆地的轉變，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胡適先後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和校長，亦在1938至1942年期間代表中華民國出任駐美大使。在文化和學術改革方面，他1917年在《新青年》雜誌發表的〈文學改良芻議〉（以提倡白話文寫作為重點），以及他一直鼓吹「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治學原則，對往後的新文化運動無疑都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
今天還要談胡適，絕非要再來一次英雄崇拜，也不是要藉此悼念再無大師。今天重讀胡適留下的文字（尤其是近年重新整理出版、洋洋五十萬字的《胡適日記全集》），一方面固然可以讓我們從一個關鍵人物的角度去觀察大時代的轉變，但更重要的是從字裏行間我們可以重新領會到近代中國一浪接一浪的艱苦鬥爭。胡適一生倡導自由精神，他既不能接受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社會主義，亦不時批評在蔣介石領導下愈加專政的國民黨政府。對胡適來說，中國所需的是一個自由、民主和包容的社會。政治及社會改革固然重要，但改革不應依靠激進手段，而應以和平、漸進的方式進行（這可從他常以「安心求學」來勸告學生先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看到）。我無意（亦無資格）對胡適作出評價，但胡適一生經歷的起與落，很大程度都能反映出近代中國改革的困境。
今天再談胡適的另一原因，是因為剛看完六四民運學生領袖之一柴玲的英文版自傳 A Heart for Freedom（中文版《一心一意向自由》則未有機會讀到）。對1989年民主運動帶出的訴求，我是絕對認同；對參與民運的學生所表現的勇氣和作出的犧牲，我亦絕對敬佩。但與其說柴玲的新著是一部民運領袖的回憶錄（希望對六四民運有更深入認識的讀者，可能會失望），倒不如說是一部基督徒的懺悔錄。柴玲現在相信，要改革中國，就要先改造中國人的心靈；要建設民主中國，關鍵就是將中國改造為一個基督徒國家。我只想指出，近代中國已經歷過不少從上而下的大規模改革。中國需要的並不是以一種權威打倒另一種權威。帝制結束百年後的今日，中國需要的還是胡適提倡的自由、民主與包容。
（載2012年3月13日《星島日報》加西版「學苑隨筆」欄）
